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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形式的民主主义自由最终会导致少数人的诉求和意志被压制，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或者弱势者对强势者的依赖，导致公共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

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体，义不可不往。"（[27]）在《守令》一条里，亭林把"法令"过度使用的危害直接归结到"胥吏"的身份说："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

[82] 《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12），页618－619。他说杨时当年尊崇王安石，后来拜师程颐之后，才省悟到安石错误之所在。臣民和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举了汉武帝平南越的故事为例。"亭"部会随着人口增加包涵三四个户籍的"里"。

（[102]）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朱熹最初使用的办法是"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通制，别加纂录"，编成一本《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他希望广泛印刷散发各州县，直至市井村落。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相关讨论可参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23－224。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可从中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如何理解这场灾变与帝王的关系，以及帝王如何应对这场意外事件。县级长官如令、长等的俸禄均为千石，以下在啬丞、尉等级依次递减，一直到亭长一级。另一部分乡约则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而成，道德教化的色彩较为浓厚，更能体现儒学之用的风格。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

我们强调儒学与政治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绝非否认儒学具有整体性价值的一面，而是检讨儒学在近代受到惨烈冲击的境况下仍在多大程度上残留着其运用政治文化方面的活力，这种活力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支配着国人的言行。我们从帝王嘴里常听到的是对"德行"标准的不屑和蔑视。

当然，"儒学地域化"的方式并非单一现象所能解释，而是各有不同的风格。"可是最急迫而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人伦薄则世道废，贤才散则气势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然其存于今者，亦无几矣。任何人担当官职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

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许蘅的思想中还包涵着一个重要的观点，道德的维系不仅属于帝王的职责，而且士人与庶民也有相当之责任，甚至当上层阶级无法维持文化一脉的存在时，下层人士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义务，这也是宋人遗留下的思维。或者不妨这样表述，"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为政治社会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和目标。宋明新儒学多崛起于民间，而且呈明显的南北地域分布的态势，故多以某个区域命名其流派，如洛学、关学、闽学、浙学、岭学等等。

"（[47]）言下里还是贬抑北宋的风俗之陋。恰恰相反，儒学一直是围绕着政治现实问题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故宋代具有所谓"内向化"道德气质的一个前提，首先在于儒生教化帝王心理步骤的成功实施。其实许蘅继承的仍是宋人对"文化"与"天下""国家"关系的理解，即宁失国土而不可失去纲常道德，失去了道德就等于失去了天下，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另一种办法就是全部统治疆域至少应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优势是大致能够作到"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因此，宋代以后只有通过宗族规模的扩大，将分散的族人集结起来，才能克服单个家庭势力薄弱所造成的官僚身份世袭化的困难，在统一宗法的制约下，通过族田、义学的设置保障族人最低限度的经济生活，和学习儒家教义的机会，从而提高科举入仕的概率。"这里所说的羁縻州是指为管辖西北和西南、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置的府州，有唐一代先后建置过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由边州的都督、都护所分领。今虑国事者大抵以审彼己，较强弱而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尝及中国治夷狄之道也。

"（[118]）这类故事在当时曾大量流传，说明新儒学偶像是不断通过"讲学"灌输才在民间逐渐树立起来的，而且在宋朝以后变成了一种道学传播网络的自觉行为，很像是墨迹渍纸般的弥散过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南方地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就验证了此一现象的存在，这也说明，在现实的巨大压力逼迫下，儒学的部分文化基因可能恰恰是以"地域化"的形式而非上层意识形态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并仍艰难地发生着有限的影响。

本节将以朱熹的道德实践为例，对此稍做探讨。如列文森即认为"士大夫"进入官僚系统凭借着的并非是对"专门化"知识的掌握，反而依赖的是美学和艺术的修养。

因为尧、舜、禹是最大的圣人，然而他们治理的地方不过数千里，至于四方夷狄，来归化的他们固然接受，不归化的也不去勉强。"（[86]）有了这段阐述之后，朱熹更对帝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37]） 前面谈及南宋有一个"内向化"的气质转变过程，让人感觉到宋代在对外军事扩张能力被削弱的同时，有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温软道德烟雾在迷醉着帝王与民众。然而一旦这种自尊建立起来后，就有了重建道德实践新境界的可能。若小宗，则祭止高祖而下。

或者说这种渗透具有一种纯粹"行政化"的色彩。可是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又反，有人建议派军队平定，待诏贾捐则提出放弃。

如在《答徐居甫》这篇文献中，朱熹面对在祭礼中支子是否可替代宗子参与主持祭事这个敏感问题时，朱熹的回答是"立异姓为后，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难以追正，但预祭之时，尽吾孝敬之诚心可也。不过两者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对经义的使用和疏解上，如汉代的经义最讲家法师法，主张疏解经义时疏不破注。

[4]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3－14。我个人以为，儒学在南宋之后之所以变得更加有用，即在于其想方设法使"礼教"的力量在基层社会中逐渐与诉讼和法理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之构成了平衡关系，至少能够经常起到替代其功能的作用。

"使之操作起来更加灵活。比如"士"的尊严到宋朝达致顶峰应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因此，儒者的身份开始从"方士"中分离出来，逐渐被赋予新的角色。

如《宋史•宁宗本纪》云：宁宗欲效法程颐师徒"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岂惟慰满于士论，且将增益于朕躬。如果要进行区域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反思这种"历史建构"的成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不能直接把这种"历史建构"的结果直接拿来作为讨论问题的依据。

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朱熹沿袭了程颐缩小祭礼高低等级的思路，所谓"家自为俗"的后果就是，朱熹所设计的室内祠堂开始允许奉祀自高祖以下的四代神主，而不只限于父母，这样就把"小宗"之祭推向了民间社会。

（[121]）清朝更是把宣讲《圣谕》作为乡约的制度化内容，书院教学也越来越被收编入官学的体系之中。（[104]）这段表述可以说是系统道出了新儒家如何在民间社会得以致用其理论的精髓所在，不过这还只是在纸面文本中透露出的一种意向和愿望。